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了“构建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经历了三次理论研究高潮，60余年的理论探索，当前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关键时期，但是同时也面临史论脱节、主题分化和年代差异的发展瓶颈，这表明该学科当前依然处于初创阶段，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主题的学者以及史论研究者团结努力。
我国已经形成新一轮研究高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于2015年年底提出，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就当前动态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高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于2015年年底提出，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构成的概括，与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份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期间提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大理论成果的时间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
习近平总书记对八大理论成果的概括深植于我国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每项成果都对应着一个既有的研究序列。例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应中国发展道路研究，大致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将走向什么道路以及中国如何坚持自己的道路”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应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以及如何兼容”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对应“改革—发展—稳定”和科学发展观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应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手段和经济政策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两者关系”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
这些理论专题，部分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体内容，进入了教科书。部分尚未进入教科书的专题，例如四化协同，也对应着我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和工业化道路研究，由此提出的城乡统筹、重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等议题，都是学界以“中国式叙事”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题序列。处于引领地位的代表性学者往往都有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经历，研究的主导方向也不是重复西方理论与国际经验，而是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国情，使这些研究序列始终以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就当前动态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高潮。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延伸，这些中国特有的研究序列将逐步汇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自觉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叙事”。因此，以八个专题构成体系框架考察既有的学术动态，不是认定这些研究序列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以“问题导向”和“目标设定”的视角锁定这八个专题的研究，考察这些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步形成和渐趋成熟的发展过程。
三次研究高潮一脉相承
三次研究高潮之间呈现一脉相承、积累创新的内在联系，这次研究高潮的出现与前两次高潮的理论积淀密不可分。但“构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三次研究高潮中一以贯之的发展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在具体时间跨度上，第一次高潮应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算起到60年代文革爆发前；第二次理论高潮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延续到了90年代中期。20世纪50年代面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探索，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亲自组织读书活动细读和批注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内学术界也掀起了构建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和市场手段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创新成果，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三次研究高潮之间呈现一脉相承、积累创新的内在联系，这次研究高潮的出现与前两次高潮的理论积淀密不可分。“构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三次研究高潮中一以贯之的发展目标。当时的中宣部找到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请三人编写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位学者的研究均因文革而中断，20世纪80年代他们与其他经历文革的老一辈学者一起，将在五六十年代未能发表的论著整理出来集中发表，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90年代的形成。经历这次的研究高潮，90年代中期基本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致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实践。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正式提出，前两次研究高潮期间的诸多议题在新的背景下被再次提出，从而形成了当前这轮研究高潮。
三次高潮的理论变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持续进步的理论写照。实践的进步，也使理论发展的现实条件不断改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积累了条件。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历代领导人的判断上。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事业尚在起步阶段，毛泽东感叹当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难以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确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提出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
从毛泽东认为写出成熟的教科书“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到邓小平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再到习近平提出“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清晰的历史脉络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三次研究高潮，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两条线索在当下交汇的历史必然。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实现理论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面临的瓶颈和未来发展趋势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但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经历艰辛的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理论创新。
在这一次的研究高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很大进步，关于内涵、外延、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来源和体系构建的研究都在短期内全面展开，各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明显增强。这表明，虽然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依然非常强大。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开局。
但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经历艰辛的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理论创新。我们概括了当前面临的发展瓶颈，提出未来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工作，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注意研究主题的史论脱节加强两史研究；重视研究方向的主题分化推进交叉融合；关注研究队伍的年代差异着力培养青年学者。
第一，注意研究主题的史论脱节，加强“两史”研究。一个学说的发展是史论结合交互促进的过程。所谓“史论脱节”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发展较快，经济史和学说史的研究相对滞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两个学科发展较慢，人才严重短缺。“史论脱节”的问题不仅出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类似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导致理论研究难以获得有效的历史资料，降低了理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同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集中在政策研究和方法论等方面，理论解释现实的工作做得相对较少，还很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实现对经济发展史的理论重构，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薛暮桥史论结合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内发行达上千万册，是学说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当前这种史论结合的经典文献已经很少了。
学说史的研究也面临类似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者就开始研究如何构建一个中国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当前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题之下做的很多研究，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都曾获得过讨论。然而新一代的学者往往对这些学说史了解不多，其间已经形成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成果，有待于整理、继承和发扬。如不及时梳理这段学说史，可能会出现重复已有研究，甚至重复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同时，我们发现，学说史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评论人才严重缺乏。虽然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一直处于初创阶段，学者的观点多是思想性和方向性的，多数文献还没有在学术范畴和理论规范上形成历史传承。这就需要评论者详细梳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具体论点，再就各自的观点逐一进行比较综合，结合学说史上的相关主题，形成研究序列展开理论评析。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老一辈学者难以支撑如此高强度的劳动，青年学者则很难全面了解六十年来的理论历程，从而导致了学术批评团队和学术评论研究的严重不足。
第二，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分化状态。所谓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是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周期、经济危机和地租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这一领域，国内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追踪国际前沿，剖析、发展、创新这些经典理论。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中国问题”主题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很多优秀的学者和高水平成果还体现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报告中。其原因在于，这些经典理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发展出一个能够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难题和原理性问题有待于回答；同时，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难以把握这些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前沿成果，即使部分新成果已经能够为某些专题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研究者也没有及时吸收借鉴。
当然，2016年这一分化局面也出现了改进的迹象，部分从事经典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主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题研究，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迹象最为明显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此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出发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当前在这一领域发挥理论引领作用的主要学者，就是一批曾从事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研究学者。他们运用掌握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动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这种情况还只局限于部分专题和部分学者，更多的学者则是把相关理论与“中国问题”相结合作为努力的方向，并开始从经典理论领域探寻合适的基础理论改进各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我们相信，随着主题分化的逐步打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的交叉融合，以及各专题与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的交叉融合，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关注研究队伍年代差异着力培养青年学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年龄结构。从研究志趣的差异看，学者们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年代。65岁以上的前辈学者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的理论研究热潮，熟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学术界的焦点议题。在这一次研究高潮中，这些前辈学者将自己熟悉的经典理论、历史上的学术焦点与当前中国现实相结合，贡献了大量的高水平著述，成为推动本轮研究高潮的一支生力军，在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年学者大致是一批50到65岁的学者，这一代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大多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亲历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烈讨论，活跃在理论发展第一线，对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理解。在本次研究高潮中，他们发挥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总结中国经验、指导当前实践的创新性理论成果，成为这轮研究高潮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学界，50岁以下就算青年人了，近年来一批35岁上下的青年教师队伍迅速崛起，他们发挥自己熟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动态的优势而积极著述，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老中青三代的团队格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件幸事，也有隐忧。这个隐忧首先体现在研究志趣的差异上：前辈学者关注经典理论和传统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年学者比较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化与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前辈学者关注的经典理论尚未成为中年学者现实研究的理论基础，两者的交流与结合还尚待时日。更令人担忧的是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虽然从人数上看，这些青年学者的数量不比中老年学者少，但是从比例上看，在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学者中，采用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研究的学者已经处于绝对少数。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断代”；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经济学教育比较重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的培养。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青年学者中的推广，一方面需要寄希望于目前在校学生的培养，另一方面还需大力加强对现有青年学者尤其是80后和90后学者的引导。近年来“马工程”和“马骨干”等学科建设工程开始着力培养青年教师，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科研力量。但是由于这批青年教师承担的授课任务比较重，要在短期内成长为有影响力的科研力量还有一定难度。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的成长迫切需要改进学科评价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度迅速上升，研究课题、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快速推进，但是评价体系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很多高校在现有评价指标下，找不到、招不进符合评价指标的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新人招不进来，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却大幅度增强了，这导致很多单位仅有的青年政治经济学教师需要承担更多的学科建设和教学任务。我们发现，在当前的理论高潮下，青年学者的成果并没有同步增长，很多青年教师的科研时间反而相对减少了。这说明，培养青年学者的根本还在于改善学术评价体系，要让各高校的经济学科能够愿意招并招得到政治经济学青年教师，让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能够有比较好的上升空间。当然，学科评价体系不仅关系到青年学者，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发展的困境，也与评价体系有关。所以说，评价体系的改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潜力，应当高度重视。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了“构建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经历了三次理论研究高潮，60余年的理论探索，当前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关键时期，但是同时也面临史论脱节、主题分化和年代差异的发展瓶颈，这表明该学科当前依然处于初创阶段，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主题的学者以及史论研究者团结努力，砥砺奋进。